我 19 岁开始工作，父亲失业后家里困难，在卡尔 M. 勒布公司找到跑单员的差事，后来被分配到出纳部。

一年后想转行做证券分析师，合伙人推荐我读格雷厄姆的《证券分析》，之后勒布送我去纽约证券交易所研究院学习，听了格雷厄姆的 “证券分析” 和 “高级证券分析” 课程。

格雷厄姆的思维方式非常理性，比如有一次他以 130 万美元买入 GEICO 股票后对我说：“要是这只股票达不到预期，我们可以随时清算公司，把本钱收回来。” 这体现了 “买得值” 的重要性。

我喜欢买创新低的股票，常用《价值线》查看统计数据，不与管理层交流。

选股标准：

公司债务不高（高负债易引发风险，如 MBIA 等借贷公司案例）；

资本结构简单，管理层持有一定份额股票；

公司历史悠久，通过年报和委托书了解董事持股、大股东及经营情况。

核心是不想亏钱，买入时追求 “下跌保护”，涨多少顺其自然。

重点看资产负债表，避开高负债公司，《价值线》提供的 10-15 年数据很有用。

不和管理层交流，因为 “我不善于看人，更信任数字”。

股价低迷多因公司陷入困境，继续下跌时以更低价格买入是好事。

经纪人通常不愿推荐下跌股票（客户厌恶亏损），但专业投资者应克服情绪 —— 比如 30 美元买入跌到 20 美元，若公司基本面未变，反而是加仓机会。

卖出逻辑：目标赚 50% 利润，如 30 美元买入涨到 50 美元可能卖出，不必纠结错过涨到 200 美元的机会。

关键看两点：

股价低于净资产；

负债极少（债务易致破产，如高杠杆公司）。

若公司过去 20 年业绩良好、债务低、管理层持股，即使当前有问题，也更可能走出困境。

安全边际是净资产远高于市场价格，这虽不能保证判断正确，但 “有实在的东西在那，价格低到一定程度会有人收购”。

避开因产品质量问题可能遭诉讼的公司（如医药企业），避免与管理层利益冲突。

投资尽量不受情绪影响，不和管理层交流，因 “他们善于展现你想看到的一面”。

沃伦・巴菲特控制情绪的案例：曾刻意压低报价买入 ABC 股票，最终以更低价格成交，而我自认控制能力不如他。

我的做法：设定固定出价，不让经纪人更改，忽略短期行情涨跌。

更倾向以超低价格买入打折的好公司，而非 “合理价格” 买入。

案例：1951 年错过施乐（当时股价 20 美元，后复权涨至一两千美元），因格雷厄姆认为 “不买前景不确定的股票”，但这印证了 “不亏钱比赚大钱更重要”。

我从不考虑经济走势，政府会想办法解决衰退，买股票只看 “值多少钱”，这更省心。

经济衰退时，市场情绪低落，反而是寻找便宜股票的机会，但不猜测市场走向，只买 “觉得值” 的公司。

有效市场理论认为股价合理，但分析师的价值在于发现差异，比如关注行业陷入困境的公司。

现在分析师更多，竞争更激烈，但多数人仍不愿买入下跌股票，而我们坚持 “下跌时买入，上涨时卖出”，难点在于 “知道何时卖比何时买难多了”。

行业分散：不碰不懂的领域（如电脑行业），更倾向历史悠久的公司（如金宝汤）。

股债选择：债券收益有限，股票有成长性，“很少有人因持有债券发家”，建议年轻人关注股票。

案例：曾买入一家军工公司（股价 2 美元，营运资金每股 10 美元），大股东以 7 美元要约收购，我因反对诉讼最终妥协卖出，后因里根政府上台军工股大涨，大股东获利丰厚。

总结：不想与 “不道德的人” 打交道，更在意 “不亏钱” 而非 “赚最多的钱”。

我不买外国公司（除加拿大），因多数国家缺乏美国式的监管（如 SEC），内幕交易风险高，年报语言也可能存在障碍。

买股票需 “得到保护”，不了解的领域不碰，这不是对错问题，而是 “了解才放心”。

没有固定公式，通常分批卖出：如 50 美元买入涨到 85-100 美元时逐步减持，避免 “涨回成本价又跌回去” 的情况。

持股周期约三年，期间跟踪财报，判断公司是否 “涨得太高而脆弱”。

习惯分散投资（曾持有 100 多只股票），单只股票仓位不超过 20%，管理他人资产时可能降至 10%。

警惕市场泡沫（如科技股泡沫），必要时做空（但极少做空，因风险高）。